一九七三年十二月，六十二岁的廖汉生重新穿上军装，走进军事科学院。 这一天离他离开北京军区岗位，已经隔了几年。中间有五年，他是在批斗和关押里熬过来的。到了七十年代初，他恢复自由，却一时没有合适岗位。 一个开国中将，国防部原副部长，北京军区原政委，竟然也会为“到哪里工作”发愁。 这事听着反常。 可廖汉生的履历，偏偏就是这样拧着走的。 他是湖南桑植人，一九一一年生。年轻时投身红军，在红三军、红二军团里做政治工作，后来参加创建黔东、湘鄂川黔根据地，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。 红二、六军团会师后，政治干部调配频繁。廖汉生在回忆里写过，那时六军团政治干部来到二军团，师团政治机关一层层支起来，营连政治干部也配齐了。 他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学会一件事：政工不是坐在桌边写文件，是要跟着部队走，跟着战士走。 这句话，后来影响了他一辈子。 抗战时期，他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和南下支队工作。解放战争中，他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，后来任第一军政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到青海，参与建立人民政权、剿匪平叛、民族工作和地方建设。 到五十年代，廖汉生已经不是普通政工干部了。 一九五七年八月，南京军事学院分建调整，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原军事学院分出高等军事学院等院校，廖汉生担任军事学院院长，钟期光任政委。 一个中将，接过刘帅留下的院校担子。 那时学院里还有一批原国民党军队出身的“非党教员”。他们长期教学，却迟迟没有军衔，穿军装、出营门、上讲台都尴尬。学院内部争论很大。 廖汉生和钟期光反复听意见，最后倾向于按军官服役条例解决问题。 这不是小事。 这些教员身份复杂，历史问题、现实表现、教学贡献纠缠在一起。处理轻了，军内有意见；处理重了，又会挫伤教学力量。廖汉生后来能在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之间来回调动，靠的不是头衔，而是这种能把麻烦事扛起来的经历。 一九六〇年，他调任北京军区政委。 京畿重地，位置特殊。可七年后，风浪来了。廖汉生受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迫害，被批斗、关押达五年。直到一九七二年七月，经毛主席、周总理批示，他才重获自由。 人出来了，岗位却没有马上来。 他住在接待处，等消息。 这才有了一九七三年的转机。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工作，院里需要懂部队、懂政治工作的老同志。廖汉生被调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。 这份任命，对他来说不是“补一个位置”。 是重新回到工作里。 军事科学院当时任务很重。宋时轮一九七二年任院长后，正带着全院恢复军事科学研究工作。粟裕、王树声等老帅老将也在院里任职，但身体、分工各有情况，院里日常工作离不开能抓政治、抓干部、抓秩序的人。 廖汉生来了。 他在军科院只干了一年多，时间不长，却赶上军队拨乱反正前夜。到一九七五年二月，他又调任南京军区政委。 南京军区不是清闲地方。 一九七五年前后，军队领导班子调整频繁。廖汉生到任时，军区党委排序并不靠前，前面还有其他书记。他名义上是政委，却要在复杂班子里慢慢理顺工作。 两年后，局面变了。 一九七七年，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，廖汉生任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。同年八月，他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。 从被关押五年，到重新进入军委序列，中间只隔了五年。 这一步看似快，其实每一步都落在岗位上：军科院、南京军区、党委第一书记，全是实打实的军队工作。 一九八〇年一月，他又被调到沈阳军区任第一政委。 那年廖汉生已经六十八岁。 从南京到沈阳，不是换一间办公室那么简单。新的军区，新的干部，新的部队情况，光把人认全、把摊子摸清，就要花时间。对一个快到退下来的老将来说，这个调动有些别扭。 他还是服从了。 沈阳军区地处东北，战略位置重要。廖汉生到了以后，继续抓军区政治工作和党委工作。可他心里明白，干部年轻化已经是大势，老同志总不能一直占着一线岗位。 一九八二年，他从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岗位上退下来。 按一般想法，这时他可以继续在军队系统安排一个体面职务。总政治部需要老政工干部，军事学院也需要懂院校的老院长。廖汉生两边都合适。 偏偏他都不想去。 总政部是机关，事务繁重，层级森严。廖汉生一辈子更多是在部队和军区里跑，在政治机关里坐班，不是他的习惯。 军事学院院长，他不是没当过。 二十多年前，他已经接过刘伯承元帅后的那副担子。到八十年代再回去，对他个人当然稳妥，可对干部更新未必合适。 有人来做工作，他的意思很清楚： 不去总政治部，也不再当军事学院院长。 这不是摆资格。 一个从红二军团走出来的老政工干部，年轻时让位、让衔，晚年又让岗位。他知道该上时要上，该退时也要退。 一九八三年六月，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。廖汉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后来又连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并兼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。 他没有离开工作，只是从军队一线转到国家机关二线。 从一九七三年为岗位发愁，到一九八二年主动辞让军队职务，中间九年，廖汉生走过军科院、南京军区、沈阳军区三个重